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立的格拉明银行（GrameenBank），引起世界轰动。尤努斯，因为首创针对贫困人群的小额贷款模式被誉为“穷人银行家”，其小额信贷模式（GB模式）风靡全世界，有1亿贫困人口从中受益。

　　早在1994年我国就引进了GB模式，但效果差强人意。尤努斯的乡村银行为什么成功？我们搞的小额信贷为何效果不佳？10月31日，记者采访了省社科院农经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郭晓鸣研究员。

　　有效地消除贫困的金融工具

　　记者：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尤努斯创造的小额信贷都被视为一种非常有效地消除贫困的金融工具。小额信贷与扶贫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

　　郭晓鸣：作为金融行业的一部分，小额信贷是指专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各种模式的小额信贷均应包括两个基本层次：一是为大量低收入，包括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二是保证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从本质上说，小额信贷是将组织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的信贷活动与扶贫到户项目有机地结合成一体。

　　记者：小额信贷有哪几种模式？

　　郭晓鸣：银监会把我国实施的小额信贷分为三种模式，一是由政府，如扶贫基金开展的小额信贷；二是由国际捐赠等方式形成的民间小额信贷组织；三是由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小额信贷。

　　记者：作为金融业发展的一种工具，小额信贷与其他的金融服务有什么不同？

　　郭晓鸣：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是一种金融服务，也是一种社会服务。它的主要目标客户是中低收入家庭和微小企业。它有着与传统金融模式完全不同的几个基本理念：即让贷款成为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让所有人摆脱贫困，相信贫困人口具有良好的还款信誉，贫困人口缺的是机会而不是能力。

　　记者：四川是中国最早开展小额信贷的省份之一。从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仪陇实施小额信贷试验开始，四川无论在项目形式还是数量上，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反而偃旗息鼓，这是为什么？

　　郭晓鸣：我们有太多的教训。一是过多过强的行政干预，破坏了小额信贷自身运行规则，有的地方的农民在政府的安排下几乎每一两年就换一个发展项目，人为造成小额信贷还款率低。二是小额信贷没有形成体系，都是在一定区域小范围内独立运行，相互之间没有支撑，也没有纵向系统，一旦一个地方的项目失败，机构本身持续性就会受到挑战。三是管理成本过高，特别是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几乎都是新建一套组织系统，聘请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运行成本很高。

　　不能忽视的商业化原则

　　记者：我们注意到，GB模式其实很商业化。扶贫和商业化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很多商业银行就因为小额信贷的利率低、风险大而不愿意做。

　　郭晓鸣：GB的商业化，是基于扶贫的商业化。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走出一些误区。比如，我们屈服于一种扶贫就必须低利率，小额贷款以扶贫为主要目标也必须低利率的压力，实际上，孟加拉的小额信贷利率是很高的，在20％左右，完全是市场化的利率。实践证明，只有实现利率市场化，才能使小额信贷获得一定盈利，继而有后续发展的能力，也才能实现扶贫目标。而且市场化利率与小额发放贷款的结合，可以防止运行中资金被少数有权势的富裕农民所独占，保证资金能够到达贫困人口手中。另外，我们的小额信贷发展至今，无论是政府的扶贫部门，还是国外基金会，都不能吸储，只贷不存。尤努斯最近访华，指出只贷不存如同锯断了小额信贷的一条腿，所以小额信贷生存环境比较艰难。

　　记者：只贷不存的依据是什么？

　　郭晓鸣：按照我国现行金融法规，任何一个非正规金融机构都没有吸收存款的权利，否则就是非法吸纳存款。如果让小额信贷可以吸储，从制度为其解决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问题，那么现行金融法规就需要调整，首先要给予小额信贷一个明确的法律定位。

　　政府的作用还是很关键

　　记者：近年来，农村的金融环境在恶化。这对四川6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来说，是一个严峻的现实。

　　郭晓鸣：调查表明，四川80％左右的农户很难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现在小农户小额、短期的资金需求在供给方面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农村信用社对一般农户尤其低收入农户惜贷倾向非常严重，农村内部金融抑制的矛盾不但未能缓解反而进一步在加重。小额信贷除了有市场需求外，还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即通过帮助贫困人口脱贫，促进农村内部稳定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记者：那么，四川发展小额信贷更具体的意义表现在哪些方面？

　　郭晓鸣：小额信贷在通过信贷支持扶贫方面有独特的作用，是其他扶贫方式不可替代的，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近10年来，小额信贷覆盖了四川70个县，帮助12万贫困户脱贫，扶贫效果显著。同时也提高了参与农户的能力，通过信贷小组互相帮助，他们选择项目、发展项目、经营管理的能力都有提升。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促进了农村社区的民主管理，农民自己讨论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这是农村社区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雏形，这方面的积极意义不可低估。

　　记者：小额信贷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一般商业银行都不愿意做，而愿意做的又没有合法地位，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政府能做些什么？

　　郭晓鸣：政府的作用还是很关键。最重要的是，明确小额信贷的法律地位；强化政策支持，让小额信贷能形成稳定资金来源。值得指出的是，政府还应强化对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虽然小额信贷有一套制度让农民以自主参与的方式选择项目和实施项目，但是他们毕竟受到认识能力、信息渠道等方面的限制，需要有效的外部支持让他们有更大的选择项目的空间，更强的实施项目的能力。